诉“从实求知”治学赤子心

                                                                                                      ——何明教授访谈录

采访人：周子雯、周奕萱、杨颖、郑宇虹

地点：云南省昆明市何明老师办公室

何明，beat365官方网站民族学一级学科负责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beat365官方网站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beat365官方网站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次访谈的主题是何明教授在beat365官方网站的求学经历与科研感悟，何明教授主要为我们介绍了民族研究的心得，并在云大百年校庆来临之际为中文系的同学们送上寄语。

采访者：老师，我们了解到您毕业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beat365官方网站中文系，您可以向我们分享一下您求学经历的事情吗？

何明：好，我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届、第一年，也就是1978年，考入云大中文系的。恢复高考后，77级是78年的3月入学，78级是9月入学，可以说我们恢复高考以后进入云大校园的第一批的学生。当然当时学校学生没有现在那么多，全校是千把学生的这么样的一个校园。当然我们当时的学习情况和你们现在很不一样，这些人都经历了辍学、渴望进入大学学习的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为66年停止高考，停止招生，那么再到77年开始恢复高考，整整的11年的时间里面，毕业的中学生都渴望能够进大学学习。

对于我来讲，我自己75年高中毕业，就下乡当知青，在知青点里面非常渴望学习，渴望能够成为一个作家，看很多小说，看很多这个散文，把当时能够找到的，允许看的、不允许看的，被列为封资修的，资产阶级的也都找来看啊，甚至包括手抄本，什么《少女的心》，当时的手抄本也都找来看，自己也使劲写，希望能够从事创作，能够更渴望能够进入大学去学习。

那么当时高考和现在高考不一样了，我们现在高考（录取率）已经到了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我们那个时候的高考大概差不多百分之五上下。我们高考完了以后，初选出来的学生的都是最后录的都是1/5，初选把大量的淘汰了，淘汰了以后，大概是5个里面有1个能够上大学，所以当时真正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把能够进到大学学习的人看作是一个真正的幸运儿，于是大家都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同时，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是很大的，有66年高中毕业的，你想高中毕业到七七、七八年是多少岁了？也有七八年高中毕业的，当时的学制比较短，有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的9年制的，所以有的同学是16岁，大的同学能够到33、34岁，我们有同学是已经成了家，有了孩子。我记得我们同学里面就有她的丈夫读研究生，她读大学，她的孩子上小学，小学一年级，大学一年级，研究生一年级，所以那个时候的年龄差距是非常大。那么社会阅历差距也很大，有在企业、在工厂、在各种单位工作了很长时间，有的已经成了单位领导，作为中文系的学生，还有的当时已经成为云南省比较有名的作家了。像我是年龄偏小的同学之一，所以就看着我们同班同学，那些老大哥老大姐都是可以叫叔叔阿姨了。

那时候他们谈起他们经历的事情和我们经历的事情完全不一样，而整个尽管都是高考进入大学，其实大家的基础差距也很大，他们在文革之前完成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都受了比较好的训练，基础都非常扎实。像我是65年上小学，75年高中毕业，整个学习阶段全部在文革中度过，基本上没有学多少东西。我们上学的时候，一个学期学军，一个学期学农，一个学期学工，还有一个学期在学校里面学写大字报，基本上是没有接受过什么样的好的训练，也就是靠高考准备恶补一点，然后原来有喜欢阅读这样的一个基础，才能够考上大学。

那么进来以后，的确这个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知识结构的差距、社会阅历的差距，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大家的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都在拼命地读书，把一切能用的时间全部都用到学习上来。当时中文系78级的教师是在会泽院的一楼，114，我们住的宿舍是在东方红，我每天早上6:30起床，在校园里面跑一圈，大概20分钟；然后洗洗漱漱就背着书包，提着水壶，不像现在到处可以接水，把开水打好了，然后打了早点，背了就离开，或者去教室或者去图书馆。然后晚上会泽院是长明灯，因为楼上当时是学校行政办公室，当时学校机关很小，会泽院二楼，学校所有的机关，除了财务处之外，全部在这上面，灯就是长明的灯就不关了。其他地方在晚上十点多就关灯了，比如说这文渊楼这一块当时有一个是四合院，到十点钟要关灯，所以同学们就早早地去会泽院占座位。我基本上晚上12点以后才会离开离开教室，因为对我来讲，我一直认为我的基础很差，因为在整个文革中完成了小学、初中、高中基础教育，就要自己加倍地努力来把自己很薄弱的一个基础把它补起来。所以当时大家也非常用功。

那么同时刚才说到这个学校大家阅历不一，都差别很大，那么那些比较年长的那些同学，有一定社会阅历的同学，他们很有思想也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当时伤痕文学盛行，那么他们就在比如钟楼下面的草地里面，大家就坐在那讨论，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那个时候涉及到中国解放思想，也遇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这个思想是非常活跃的，而且那个时候有很多同学很有才艺了，有我们当时在大礼堂中文系他们演话剧，全校都来看我们班同学会做演员演话剧，还记得他们四声部无伴奏合唱。还有他们又有和历史系其他同学组成这个乐队，在校园里面的生活，应该说非常丰富，这学校也变成了大家展示才华的一个重要的场合。像中文系的同学，我们李勃当时写了一篇小说《阿慧》，在国内还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些反响。另外我们一个同学叫陈景，他摄影，当时不像现在手机就照相了，那真是要用照相机，而且要用胶卷，一般的同学是不敢玩这个东西的，他摄影非常漂亮，在学校里面做影展，这些的影响都非常大，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实我们那些生活基本上是在这样的，在对知识的渴求(中度过)，真正的是如饥似渴。那种学习状态在我们当老师之后是越来越远了，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怎么样？好。这就是我对这个阶段的4年大学生活的基本的回忆。

关于当时的一些老师同学，当然对这些老师印象很深的，当时老师都一个方面是很尽职，也有很多老师非常优秀，像当时我们系主任是张文勋老师，那张文勋老师是一个非常儒雅的学者，对于像中国古代文论、像《文心雕龙》是非常的熟悉，同学们都是非常的尊重。在那时候还有一位吴进仁先生，那是刘文典先生的助教，做古代文献、音韵学，也给我们讲古代汉语，讲唐诗研究，音韵学，像吴进仁先生的功底是非常深厚，他给我们上课时候说上大学中文系4年，起码要背1万首诗，当时我们全晕了。吴先生上课要讲起诗词来，激动得，你就感觉到他是进入那种诗的意境里面，是一首接一首，就这么在吟诵诗。我们有时候说，吴老师再给我们唱一首不，他说，不叫唱，这叫吟诵。你看到他刚才满脸通红激动得，似乎浑身都在颤抖，陶醉在这种诗的意境里面。有时候我们到吃完晚饭，会沿着翠湖散步，遇到吴先生，你叫他说吴先生，他半天反应不过来，因为他一边走还一边在吟诵的，这个可以说是满腹经纶，这对中国古代典籍真的是做到烂熟于心。

还有当时在学校里边成为很多同学的偶像的赵仲牧老师，他是从辽宁大学引进调到beat365官方网站的。赵老师的哲学的素养，他的这种分析的能力和广博的知识，可以说在中文系、在云大都掀起了一股旋风，那么用现在话说就是赢得了很多的粉丝，是很多同学下了课都会围着赵老师问这问那，然后有的同学还会和赵老师去他的家里面和他去讨教。所以在赵老师来了以后，他给我们讲西方美学史，当时同学们上课聚精会神，完全都是围着赵老师的讲课的思维在转。当然后来云大中文系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授权，我是第一届学生，也是赵老师独立招的第一批，当时赵老师招了两个学生，招了我和李旭。赵老师对我的影响就很大了，因为当时他的思维和一般的这种演绎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他是走一种分析的思维，他更尊重经验事实，你不要从大概念给我去引导，谁说怎么说，怎么是这么一个结果，它是一种反思性的思维，要去反思，要从经验事实，你这个结论、你这个判断、你这个观点，能不能被经验事实所印证，而且老师对学术是非常严谨。他有很多领域里面都有很精深的研究，但是轻易不写文章，都是我们一直在说老师你可以写篇文章，他说还没思考成熟，还不能写。那么赵老师他的这么严谨的分析，从思维方式上来讲，就是这种分析的思维，而不是演绎的思维,从经验事实出发这种思维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仅是我的学术研究，对我的工作、对处理事情的也都影响很大。

后来你们也会说我中文出身，却没有长期从事或者专门从事文学研究，也没有从事语言研究，走的路是现在怎么说比较野了。一个是受赵老师影响比较大，因为赵老师他的这个知识面很宽，他尽管在中文系，但是他对美学研究，不仅仅是文艺美学的意义上的研究，还有是哲学意义上的美学研究，对中西哲学史，特别是对经验哲学，对现代哲学，包括分析哲学、现象学，他都有非常精深的研究。就也激发了我对文化研究的关注，那也就是我跟赵老师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文化研究。

我的硕士论文，实际上尽管要做一个文艺学的题目，但是是用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研究的，就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美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就是中国美学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和西方不一样，比如你们读了《毛诗序》，读了《文心雕龙》，读了《沧浪诗话》，你读了这些，肯定和西方的这些美学不一样，是吧？和《柏拉图对话录》、黑格尔的《美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等等这些是不一样的。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他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对美的一些思考，感受、思考、分析的思维方式不一样。而这个思维方式为什么不一样，背后是一个文化的对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影响。

那么所以当时我的硕士论文就是按这个角度去研究的，这个角度也受到张文勋老师的影响。因为张文勋老师当时去和一个出版社谈好了，要出一套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套书，他就组织一帮青年学者，包括像这些硕士生参与写作。我写的一个题目，也是我自己出的题目，获得张老师的同意认可的——《诗性逻辑与诗化美学》，诗就是诗歌的诗，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诗性的逻辑，诗性的逻辑产生了最后的一个诗化的美学，副标题就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思维结构，当时为了写这本书，因为当时正好文化热，有很多讨论中西文化比较这样的书。那么再进一步延伸，就延伸涉及到文化研究，就是曼彻斯特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文化人类学，就读了从泰勒、弗雷泽到列维·斯特劳斯，这些人类学的著作，也读了一些符号学的一些著作。那么由此对于文化研究，对于文化的内学就有一定的基础。

当然后来之所以走上这个路，也是机缘。因为大学毕业没有留在中文系任教，研究生毕业仍然没有留在中文系任教。当然没有进入中文系的系统，那后来找工作，那就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那就结合自己的工作，就做了这个城市研究，做了地方史研究，后来因为又读了经济史的专门史的博士；进入云大以后，又参与了云大的民族学学科建设，参与组织了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以及第二期的少数民族存在调查基地的建设，一直到后面，到民族研究院做院长，后改为西边中心（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做西边中心的主任。

过程和这样的工作相关，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可以说中文系的训练对我帮助应该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后来一个感受，特别现在感受比较深的就是，第一个，中文系语言文学的训练，它事实上是一个人文素养的训练。因为人是一种语言的存在，任何的学术他都以语言为工具，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它是以自然语言作为基本的工具的，中文系对语言文学的训练，让你能够更准确、更深入、更形象地表达你对人的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对社会的研究，对社会的思考。所以中文语言文学这样的训练，可以说首先我觉得它是一个人文素养的一个训练，对任何学科、做任何——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从研究层面来讲，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表述写作的工具，它还促使你进行一个思考。

所以在国外的文化人类学家——华人里面，有一大批都是中文系出身的，甚至可以说大陆出去的，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类学家中文本科出身的，占了起码有2/3了。最有名的几位像牛津大学的教授项飙，上个星期五我们在开会讨论的做移民网络会议的时候，对谈的项飙老师，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北大中文系就出了至少是三个很有名的，项飙；然后还有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阎云翔；还有张文勋老师的二女儿张鹂，那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还有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周永明老师，他本科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那么为什么中文系很多走向了做人类学这一块，因为人是文化研究，他要直接面对人的生活，一定程度上讲和中文系异曲同工。中文系写小说、写散文，写小说，你是虚构性写作，你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情节；人类学的民族志，它是非虚构写作，它的写作它不能编故事，不能编人物，但是他仍然是在写生活，怎么把生活呈现出来，能够更生动的、更深入的能够呈现出来，让读者能够理解他所研究的、他所呈现的这样一种文化。所以这个中文系和人类学民族学似乎有一个内在的一种关联。

当然我做这个研究时有相当一阶段，我还是力图把在中文系学的这些文学理论，跟赵老师的美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我做艺术人类学研究，从有一段大概是05、06、07（年），当时我的艺术人类学在国内影响已经是比较大了，包括我的带着博士生，一批人都做这方面的研究，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做了一个学科的交叉，把美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我们以往的美学，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那么艺术人类学是去研究生活中的艺术。各个民族他的歌舞，旅游的一个展演，一直包括翠湖边上的广场舞，我们有硕士生都做论文的，就是选题写广场舞，写哪个存在的一个旅游村的旅游展演，把两个学科交叉起来，用人类学的一些方法去解释艺术、解释审美，这个方面可以说还是反哺了中文系。

因为中文系获得的第一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是文艺学，中文系去把我拉回去做一个方向带头人。申报文学的硕士点获得成功，后来又申请中国语言文学的博士点，我也是团队成员，也算是对中文系有个反哺。中文系培养的学生对中文系也做了一点贡献吧。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说都和咱们中文系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当然我后面做研究还更多的是作为民族学的一个学科建设，以及beat365官方网站民族学的一个基本定位，我们基本定位就是以中国西南和东南亚作为我们重点研究区域。那么我们组织中国西南的研究，中国现在西南边疆的研究，以及东南亚的研究。这样的可以说我从1999年参加beat365官方网站的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到07年我来主持云大的民族学科建设，到2000年到的一流学科建设，那么这个组织过程算是告一段落。在这个阶段里面，云大的民族学在全国一直排在前面，一直排在前两位。第一轮学科评估我们是排第二，第二轮学科评估我们是排第一的，第三轮学科评估我们排第二，第四轮我们是A+。

能够做出这些事情来，肯定是学校的支持，这个民族学的老师其实包括相当一部分我们中文系的老师也都参与了民族学科建设，比如说像段炳昌老师、董秀团老师、黄泽老师，更早期的像张文勋老师、李子贤老师，他都做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化研究，也都对着学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民族学的发展，又对中文系起到了一个带动作用，因为民族学下面的5个二级学科里边的有一个学科叫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在我们中文系没有拿到自己专业的博士点之前，那么民族学博士点——因为我是申报人、答辩人——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拿得到了以后，我们就把二级学科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放在中文系招生和培养。那么对于我们培养的很多学生，就是在中文系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人才培养，很多也已经变成了咱们中文系的重要的骨干教师，比如说像董秀团，也是我们中文系现在的比较优秀的教授了；还有其他很多老师，在学校、在全国各个机构里面，也是我们中国少数民族培养的学生。包括本人，一开始也是在中文系的下面设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点带学生，现在学生有在其他高校工作的，有很大一批当了教授，当了博导，那也都是和培养相关，也是和民族学与我们文学艺术交叉产生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我没有在中文系工作，我的编制不在中文系，但是我们做的事情也是和中文系息息相关。民族学的发展也支持了我们中文系的发展，那么中文系做了很多工作，也支持了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应该说是一个良性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说两次破格教授，一次98年破格副教授，99年破格教授。这个原因是我在98年7月之前，我不在beat365官方网站，在机关里面工作，就没有评职称，但是因为对学术一直很热爱，在工作之余做了一些研究。当时应该说其实来云大之前，研究生毕业到我来云大之前的8年时间，实际上是我学术的丰产期。那个时候发了很多文章，写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中国竹文化研究》，没有想到当时30多岁写的一本书，到去年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外移项目的资助。这个要翻译成英文、法文，要到国外去推广的，都在那个时候完成的。

好了，到了beat365官方网站要评职称，当时就报了一个正高，结果到时候是听说被打回来了，说从来没有说没有职称的要来一步到顶。因为我按照这个条件，60万字能够评正高，那我100多万字评正高是可以的，我就报正高。结果人事厅说不行，是没有职称一次到顶上，哪有这么个玩法，最多你从副高开始。那么第一年破格的副高；好了到第二年，正好有两本书在出版社耽误了，那就拖到第二年出了两本书，然后有几篇文章发出来，又够了条件了，然后就去报，报了以后第二年又破格了正研究员，评职称的过程也就结束了。

实际上后来的到beat365官方网站工作了以后，相当一部分精力是用在了行政事务上。管理上在做《思想战线》，除了做《思想战线》主编，做过社科处长，做了云大附中校长，后来又到民族研究院做院长，做西边中心主任，博物馆馆长。这之外还有学校学科建设，大量的行政事务是牵涉很多的精力，但即使如此，因为在大学当老师，肯定要做学术，学术也还是自己的内心的一个追求，所以一直在努力地来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也努力地想让自己的研究能够和国际学术接轨。所以也参加了很多的国际学术会议，也组织了很多的国际学术会议，尽管我英文不好，是土鳖嘛，但是我也竭力地在国际会议上用全英文开国际会议，我们不用翻译。我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用使劲地要用英文去发言，去组织会议，我说你们的年轻人那更应该是好好学英文，读英文、写英文，我们也还组织了几个国际性的学术论坛。我们组织了东亚人类学论坛，和日本、韩国、越南合作东亚人类学论坛。是我们发起的，在我们这儿，在韩国、在日本都开了会，我们还发起了一个东亚山岳文化论坛，因为我们云南山多，我们是山地，我们就讨论山地的文化它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因为在中国要成立一个组织很难，要创办一个刊物很难，最后我就建议韩国成立了一个东亚山岳研究会，还创办了一个英文刊物，东亚山岳文化研究。当然参加国际会议呢，就是国际交往比较多了。我们和国际上的很多著名高校都有合作，像哈佛燕京，beat365官方网站不是哈佛燕京的联盟校，但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受到了哈佛燕京的关注，所以他们单独就把我们列为他们的项目的承办单位。所以除了我曾参加他们的会议之外，我们的博士生、我们现在教师还可以得到他们的资助，在哈佛做访问。当然我自己也有这样的访问的经历，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做过高访，后来又去比利时鲁汶大学也做过高访。

那么这样的高访对我来讲，出去做的事儿，还有一个是扫描书、扫描资料，因为这些外文书，一个是我们很多英文书都很难见到；第二个买也很贵，那就扫描。刚开始是复印，后来是扫描，因为比如像哈佛大学，威斯康辛的麦迪逊，图书馆都非常的好。特别是哈佛的，当时我出版的5本书，06年的5本书，他们居然4本全部都有。有一天去图书馆查，我等着他们管理员给我去找这个书，我就顺手去输进去我的名字，一输进去以后，我的书人家全买了，我说那书是非常的全。

当然扫描一部分，然后再就是去买打折书和去捡书。那些教授们，像哈佛大学人类学系那些教授们，他们的有些书他们不要了，或者是过期的刊物什么的，他们会就扔在办公室门口，上面写个条，“If you need it, you can pick it.”看见条儿那就赶紧捡吧。再就是打折的，像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它的图书馆就卖像《音乐人类学》《文化人类学》那些过刊，他们就一美元一本，所以那些年我去哈佛的时候，海运运了几箱回来，然后拷了移动硬盘带回来。这个好像是中国学者出去，相当一部分都干这个活。这个是占有文献、资料，特别是了解国际学术界的走向，肯定是做学术研究必须的。

第二个的事儿，后面做院长、主任，建立了一个和国外学者、和国外的机构的联系合作，去洽谈我们这个未来的合作，关于人才培养、合作培养。像我们和鲁汶大学的人才培养，就是可以合作培养博士，或者做两个论文，拿两个博士学位；或者做一个论文，那么是在两边答辩，两边合作培养。那么一直到去年，我们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高层次创新再培养项目，那就是和我访问过的学校建立的基础，然后就获得了这样的项目。

作为教学，我的一个教学总目的——不管是从本科上课，还是硕士、博士，包括博士后他们的研究，像刚才来的博士后谈他的研究的时候——我一个就是要以学生的兴趣为中心的基础。要上课，你讲课的时候，你不能光凭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不能光你自己讲的开心，更主要的是学生他想不想听、他能不能够听得进去，这个是所以当老师讲课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我们有的老师是只管自己讲得开心，这个讲完了以后学生一头雾水，不知道他讲的啥。这样的教学就不是教学了，你这是作诗是吧？你是自己自我表现，你不是教学。

这个是我的一个重要的理念。甚至我在做校长的时候，我说老师们你们不要一天给学生讲课，你们课加多了反复的、单调的机械训练，把学生的学习兴趣都练没了、都磨没了。我说是，老师们都很负责、很认真，要希望学生能学好。但是你天天吃海鲜，过量地吃海鲜，我说你吃三天恐怕你要吐了，吐了以后他就不愿意吃了，他也消化不了了，那你这些都浪费了，所以我就以兴趣作为最培养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他想学、他爱学，你们要培养他的兴趣，他想学、他爱学了，他才能学得好。

那么到博士生硕士生也是一样的，尽管我的科研任务很重，我的项目很多，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很多，任务也很重，但是我从来不强求我的学生做，你来参加我项目，你要按我项目的要求，你帮我完成哪一块。其实还是要谈你自己想做什么，你的原来的基础是什么，你可能做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这些都找不到，你觉得我的项目这点你还感兴趣，那可以进来。如果你觉得你不愿意进来，我从来不勉强，我觉得这个是作为老师的一个教书育人(的要求)，学生不是你的工具，学生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是在培养人。

这个是作为我的教学的一些最基本的理念，也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底线。哪怕学生毕业出去了，这个时候学生只要有需要，说老师我这个论文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帮我改一下。我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的申请书能不能帮我看一下，那当老师责无旁贷。尽管现在他已经毕业了，他已经成教授了，但是他觉得需要老师帮助的(我都会去帮)。所以不论任何时候，当老师的，你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我觉得是我做教师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采访者：老师，我们有看到像您近几年的这些科研课题，这些研究都跟边疆一些民族或者周边国家有关系，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那么可以分享一下您这方面的心得吗？

何明：之所以走上这个，一个是机缘了，来beat365官方网站以后，那么领导让你安排去做这样的学科建设的组织工作，这个是一个机缘。那么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基础，当然就是刚才说了，中文系的时候就已经培养了对文化研究、对文化人类学的关注。

到民族研究院做院长了以后，到做西边中心的主任，因为我们中心的名字叫做beat365官方网站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那么因为这是教育部的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云南就这么一个重点基地，我是这个中心的主任可能要完成教育部要中心去完成的任务，那么同时我还得要规划beat365官方网站民族学怎么走，怎么定位，beat365官方网站民族学做什么。那么我们要从地缘优势，要从我们的国内学界、国际学界关注的问题，这些前沿问题（着手）。西南研究是云大民族学的一个传统的优势，我们从30年代末，吴文藻、费孝通先生他们就组织了魁阁时代，就对西南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包括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许烺光的《祖荫下》，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等等。西南这一块是我们的传统，那么我们肯定要定位于西南。

第二边疆研究，在我们beat365官方网站，有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创办者吴文藻先生，在30年代就写过边政学，就提出了边疆研究的问题，而且建构了一个边疆研究的框架。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田汝康先生，他做的《芒市边民的摆》，也是研究的是边疆的事儿。那么这两个是beat365官方网站的传统，beat365官方网站的地缘上的优势。东南亚研究也有地缘的因素，更主要的是从学科来讲，民族学、人类学在欧洲起源的时候，它是研究海外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说民俗学是研究国内的，民族学、人类学是研究海外的。传到中国以后，大家知道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时候，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去支持你。新中国建立以后，那么我们就为了建设国家，开展了民族识别，做了少数民族的这些调查。那么这些就把在中国的民族学变成了一个研究国内少数民族的学问，和在欧洲的民族学、人类学的路径是完全是不一样了。

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和世界联系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也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就看到有很多走出去的企业，两眼一摸黑就走出去了，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社会结构，小到了禁忌，什么不能做，都一无所知。那么这一出去就导致了很多的投资的失败，也产生了很不少的负面结果。对于国家形象也有负面的影响。那么这个是现实，中国现在开始有条件要走出去，回到学科，他该做的一些事情，扔掉的没做的事情要把它补回来。这个学科本身的本源问题，在这个时候国内有些学者也提出来，要做海外民族志。北大的高丙中教授，本科也是学了中文的。高丙中教授他在北大提出做海外民族志，我和高教授我们私交很好，我们也讨论说我们beat365官方网站做东南亚，因为我们和周边国家毗邻。尽管当时条件很艰难，不管是经费也好，人才的储备也好，我们这边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利用我们的一些特长。我们的老师做的很多的民族和东南亚民族是属于跨境民族，具有同源关系，他们的语言、信仰、习俗相近，他们的历史是在一个共同历史下分开来的。那么我们老师已经有了这样的基础，他们到国外去做跨国研究，那就是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做有联系的同一个群体的事情，但它是不同的国家的。那么这样逐渐地推开来，再加上我们通过和国外基本上采取一国一策，东南亚国家很多他们的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他们国家的管理模式都差别很大。就一国一策，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也找各种各样的机会，能把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学能够派出去做调查。那么正好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国家刚开始提倡的是桥头堡，后来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我们的研究正好契合了国家的战略，因为一带一路既涉及到周边国家，当然也涉及到我们边疆的问题。那么无疑这样的定位给我们云大的民族学，确定了一个很突出的鲜明的特色。在国内的民族学、人类学界做边疆研究、做西南研究、做东南亚研究，beat365官方网站在国内是很领先的，有很高的地位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定位，对beat365官方网站民族学的发展，在国际国内学界声誉的提升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的。

采访者：老师您认为从事和民族文化相关的研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何明：当然民族文化研究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了。一个民族问题它具有敏感性，具有政治性，做民族研究肯定是要坚持一个正确的政治导向，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民族政策，是第一个前提。

第二个要尊重研究对象，我们有一些学科的研究，比如说很多叫做规范研究，有些文献拿来以后，老师们就开始想象、开始分析，这个研究当然不涉及一个对象的问题，甚至就是同一文化的东西，我们可以相通的。比如说你分析一个文学、一个作家，你分析莫言，分析张贤亮，分析谁，那么我们是一个文化圈里面，没有文化的隔阂，没有文化心理的差异，可能你这样的一种想象、一种分析，不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谬误太远。

但是作为研究民族文化，因为它和你是不同的群体，有同的一面，它还有异的一面。那在这样情况下，一个重要的就是要尊重研究对象，尊重研究对象它的文化、它的价值，还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去理解，我们叫做是个主位。我们提了一个主位，学中文系的应该知道，这是从我们的语言学里音位的角度引申出来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你要从主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比如说你认为这个是好的或者肯定的，可能别人认为是不好的。我们简单的说中国人喜欢这孩子是摸头，这孩子很可爱，摸头；但是你很多文化里面头是不能摸的，比如在缅甸的孩子是不能摸的，那头是谁都不能碰的，只有和尚可以来摸的。

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这样的行为语言，反差都那么大，对吧？我们不是开玩笑说，他们讲这件事，像尼泊尔人，你和他说什么事，他同意的时候，他老这么摇头，你以为是不同意的，实际上赞同你，当然我摇得还是不太准。这些都是他的文化心理，你认为是不好的，他可能会认为是好的；你认为好的，他不一定认为是好的，是吧？

所以这个我们要尊重对象，尊重研究对象是一个基本的学术的伦理。包括你写东西，你不能说你想写什么写什么，你这样子写，你要联系研究对象，你要征求他们意见，能不能写、这样写行不行，要征得他的同意的。像西方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要求，包括采访要先有一个同意采访书，我签了字，你们拿着这个东西，你们的采访才能够公布。

一开始我们也不懂这个，去国外开会，我在边疆调查跨国婚姻，我也照了些照片，我在PPT里面放出来。那就有人跟我说，你发出去的照片，征求了同意没有？我说没有。这就必须征求，必须要做的，统一的学术伦理。因为和文字打交道不一样，我们是直接面对着生活的研究，尊重对象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而我们的研究，就是我们对文化研究，我们有很多的学者，他没有从主位去考虑。比如有一个会议上，他们就讲长街宴有什么菜，那么就这个菜来讲，长街宴这个菜是什么意思，讲那个是鱼，是年年有余。前面听得我觉得他做得还是很认真的，他讲到这个时候，我一下子就对他这个调查就持怀疑态度了。哈尼族有这个成语吗？哈尼族的鱼是怎么念的？所以我做为主持就问他，我说鱼哈尼族怎么说？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你怎么说年年有余是他这个菜的意义？

这就是做民族文化研究，你不能这个样，你必须从主位，你不能够想当然的，想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包括我们做边疆研究，我们有的学科做边疆研究，他不从边疆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从那边流过来流过去，他们想什么他都不调查。边疆那些各级的管理者，他们管理的是怎么一个思路，他们都不了解，就想这边疆应该怎么管、应该怎么样，对吧？我们这样的一个研究，所以我说还是费孝通先生的那句话，“从实求知”，要从实际的生活事实、社会事实出发，来求得知识、获得知识，来认识社会。

采访者：最后百年校庆在即，老师您有什么对中文系学生的寄语吗？

何明：中文系可以说为我一生的成长和我所走的人生的道路、学术的道路，都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我就希望我们中文系的同学热爱你的专业，好好学习你的专业。你的专业对你的人生，对你的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也希望我们中文系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